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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当得利“无法律根据”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类型化分析
发布时间:2019/11/25 9:00:38   阅读数: 139

在前文(【探讨】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中,已对不当得利“无法律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不同证明责任分配模式进行了简要探讨,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对“无法律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进行类型化的分析路径更能贴合具体个案情况,也更有利于实现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因此本文将继续探讨对不当得利类型化划分后“无法律根据”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模式。

关于不当得利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得出不同的不当得利类型,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以发生原因为依据对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进行划分,主要包括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故小编在本文中也以此分类为基础对不当得利“无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分析。

No.1  给付型不当得利情形下“无法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

给付型不当得利指不当得利来源于请求权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财产或利益,此种不当得利类型的主要特征在于欠缺给付目的。这里的欠缺给付目的主要包括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及给付目的无法达成这三种情形。由于给付目的的实现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不当得利的发生往往是基于请求权人的给付行为,财产的变动也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所导致的,请求权人对财产的变动具有控制作用,且请求权人的给付往往是由于其自身的过失或过错行为导致,如对同一债务进行二次清偿。此时由请求权人对不当得利“无法律根据”进行举证证明更为容易,因为请求权人可近距离接触到相关证据,收集证据的成本更低,而被请求权人只是被动接受请求权人的给付,因此,虽然“无法律根据”具有消极事实的性质,但由请求权人对被请求权人不当得利“无法律根据”举证证明更符合客观事实和公平正义。具体的举证流程为,首先由请求权人证明对方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然后再由被请求权人证明该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障碍或该不当得利请求权已经消灭的事实。

No.2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情形下“无法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

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是指不当得利的发生并非基于给付人的给付行为,而是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包括人的行为、客观事件以及法律规定。

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可以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为因请求权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权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在因请求权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情形下,小编认为,此种情形的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相同,具体理由为:虽然财产的变动并非由于请求权人的给付行为所导致,但是财产的变动系由于请求权人的行为所引起的,被请求权人获利及财产的变动都是由于请求权人的行为引起的,请求权人更容易证明财产的转移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原因。且系请求权人的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由其承担举证责任风险较为合理。而相较而言,被请求权人只是被动接受了财产,相较于请求权人来说更难掌握对自身有利的证据,因此不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

节选自(2017)粤03民终10885号判决意见:

对于“误转”这一主观状态的证明确实存在客观难度,但并非完全不能证明,依然可以通过转款行为发生前后的表现特征予以综合判断。从常理而言,对于公司之间大额款项的转账行为,在转账事实发生前,应当有较为明确的反映转账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转账时应当有公司上下级之间的内部审批流程;如确系因工作人员失误而错转,应当在事后采取及时、主动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且该补救措施不应影响真正的收款方继续收款。而本案中,海纳公司对上述情形的举证并未使本院达到认为涉案970万元款项是其向案外人xx公司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具体理由为:……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海纳公司主张涉案款项970万元为其误转给供应链公司,未达到证实该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海纳公司向供应链公司转账970万元的具体原因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原审据此适用客观证明责任标准,判令权利主张方海纳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据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在上述案例中,海纳公司主张其属于错误给付,人民法院认为应由海纳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的证明责任,主要理由为“误转”这一事实可通过转款行为有关的证据如反映转账原因的书面协议或指示,转账时的内部审批流程,事后的补救措施等加以证明。小编较为赞同上述判决,由于主张错误给付的一方更容易掌握错误给付的证据,故应由其举证证明其错误给付的原因及过程。

在非因请求权人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的情形,即在因被请求权人行为、第三人行为、法律规定或客观事件导致的不当得利情形下,财产的变动并非由于请求权人的行为导致,请求权人并不清楚其财产受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也不清楚相对方获利的原因,此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难以将“无法律根据”的消极事实转换成积极事实,让其证明被请求权人的获利无法律依据的难度较大。而被请求人作为获利人,对其所获利益的来源一般是很清楚的,在基于被请求人的行为导致的不当得利中,因其对于财产变动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此时不应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而由引起财产变动的被请求权人证明获利“有法律依据”。同样,在基于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当得利情形下,请求权人对财产的变动并不具备把控能力,被请求权人更容易提供获利具有法律依据的证据,故应由被请求权人对其获利有法律依据进行举证证明。

综上,对于“无法律依据”这一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应结合不当得利的不同类型,从公平合理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具体个案中的举证难易程度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

(本文为小编个人观点,不代表裁判观点)